屠岸的译诗生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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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小时候起屠岸就从母亲那里得到中国古典诗文的滋养,香港彩富网外来移民是带有原罪的难民、窃贼,,母爱的温馨连同中国古典诗歌的瑰丽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上初一时他就拿起笔来写出了第一首诗《北风》,母亲鼓励的目光送他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。而就读于大学英文系的表兄推荐的《牛津英国诗选》和《英诗金库》等激发了屠岸对英文诗的浓厚兴趣。在上海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学习期间,他课余研习语音学,与外国教师对话练习英语,看原版英文影片。在写诗的同时也尝试译诗。他的第一部诗歌译作惠特曼的《鼓声》出版于1948年,是在哥哥和未婚妻的资助下自费出版的。惠特曼是自由诗的创始人,选择他还有象征意义,当时美国的南北战争惠特曼支持北方的林肯,南北战争以北方胜利告终,刘伯温一句话解特,屠岸以此来象征代表中国北方的延安、西柏坡将战胜代表南方的蒋介石的南京。

  翻译出版中国第一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在1950年,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和他最好的戏剧在文学史上是并列的,屠岸非常喜欢它们的含义深刻,韵律优美,但担心它们与当时的革命气氛不协调。胡风先生的话解除了他的顾虑,胡风先生说:“文学作品是影响人的灵魂的东西,这样的作品不仅对今天的读者有用,对将来的读者也有用。”令屠岸感到欣慰的是“文革”中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手抄本还在边疆的知识青年中流传。

  从四十年代起屠岸就对济慈的诗情有独钟,不仅因为济慈用美来抗衡社会的丑恶,与屠岸的价值观相吻合,而且由于济慈只活了25岁,22岁得了肺结核,屠岸也在22岁得了肺结核,这在当时是可怕的病,屠岸把济慈当作冥中知己,好像超越了时空在生命和诗情上相遇。几十年来济慈的诗与他的灵魂相互交融,困难时读莎士比亚和济慈的诗成为支持他活下去的力量。“文革”时在“五七”干校,他和妻子一起背诵济慈的《夜莺颂》、《秋颂》驱逐心中的苦闷,所有的书被抄走了,但心中镌刻的诗文是抄不走的,这些作品还能背诵。厚积而薄发,1997年出版的屠岸译《济慈诗选》成为他译诗生涯的高峰,并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。

  屠岸认为译诗与翻译其他门类相比对翻译者要求更高,不仅要将原作的形式传达过来,更重要的是要传达原作的神韵。译诗应该是两个灵魂的拥抱,实现译者与原作者的合一,实现两种语言的撞击与交融。要深入到原作的精神感觉中去,有人说只有诗人才能译诗,这话有一定的道理,只有写诗的人才能理解原作者的创作情绪,感受其中细微的变化,只有理解创作情绪才能真正理解原作的精神。翻译作为一种文学实践也绝不是被动的,对一个既是译者也是作者的人来说,翻译可以促进创作。由于译者必须进入原作的灵魂,翻译时的独特感受也会令创作时的眼界更加开阔。在屠岸先生看来翻译功莫大焉,翻译是整个人类进步的动力,没有翻译,中国不可能知道世界,世界也不可能知道中国;没有翻译这世界就停滞不前,不可能进步和发展。

  译诗凭悟性,写诗凭灵感。屠岸先生写诗与译诗齐头并进,依然没有停歇,他在床头放了纸笔,一有灵感就记录下来。他的第一个诗歌创作高潮是在1941年至1943年,第二个创作高潮是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,第三个创作高潮则是从九十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,年至耄耋依然保持丰沛的诗情,诗篇充满激情又内蕴深邃,正如他出版的诗歌集的题目所道:深秋有如初春。